回到城镇化，李克强政府所研究的城镇化，对象包括主体和客体和环境以及它们的统一。

提升传统产业 夯实转型基础（互动）提 问读者 祁书俊：当前，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传统产业具有比我国更明显的低成本优势。如果不注意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就很可能陷入经济转型尚未实现而传统产业基础又被严重削弱的境地。

对此，应怎么看、怎么办？解 答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鹏飞：您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原因在于：一是经济转型绝不仅仅是调整存量，更重要的是扩大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的增量，而这离不开投资的扩大。美、日、欧的经济复苏短期主要靠量化宽松政策和扩大出口，长期主要靠再工业化、再创新和再出口的结构调整。如果不能在此过程中大幅提升资本密集型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经济转型的产业基础就会变得很薄弱。这是因为，只有建立一整套促进、引导和保障经济转型的制度、体制和机制，经济转型才能从外部强制转变为内在需求，成为经济主体的自觉行动。

处理好经济转型中的重要关系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近年来，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而绝大部分资本密集型传统产业的竞争力状况并没有显著改善（见右表）。在海外评论家和研究者眼中，更是因为强调重启结构改革的重要性，今天的李克强被想象成、甚至被赋予了20年前的朱镕基的角色。

像安倍经济学那样，这一概念在媒体上迅速走红。但其实，两者没有可比性。李克强执政之初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的2.0版，用意显而易见。这包括中国与欧美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固定的汇率开始受到指责而被迫升值。

中国不仅幅员广大，而且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率水平差距巨大，这意味着仅仅是资本在地区间的再分配就能立刻帮助改善落后地区的增长率，并提高整体的生产率水平。2011年11月4日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举办的The World Economy年度中国讲座中，我以《朱镕基可能是对的：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为题发表了英文演讲。

但是，与朱镕基时期的情况不同，在参与全球产业链上，中国今天面临了更多的竞争对手。现在的媒体和大多数财经评论都热衷于把今天的李克强比作当年的朱镕基，意图当然也就可以理解。真正棘手的问题是恶性通货膨胀总是死灰复燃，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混乱局面总是不能有效制止。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对之前财政过度分权的一个反应。

事实上，经济过早放缓出现在大多数发展中的经济中，而且正是增长过早放缓导致了多数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这在拉丁美洲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我的答案简单来说就是，与1994年之前中央与地方间实行的收入分成制不同，1994年的分税制则更接近了财政联邦主义的机制。发展中的经济出现增长的过早放缓很像劳动力市场中的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即使在经济学家内部，大凡谈起税收快于GDP的增长、土地财政和房价过高、医疗与教育资源的过度市场化等，朱镕基在1993-1998年间强力推行的改革明里暗里都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即使经济学家的争论从未休止，但过去10多年来中国政府显然一直努力在加强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的干预力度和中央部委相对于地方政府的权势，2008年以来尤甚。这些现象可能是指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风险的积累，或者是指政府机构改革的不明朗的前途，也可能是指中央财政收入近期出现的再度下降。

如此看来，李克强今天面临的问题当然不再是被计划经济成分和庞大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困扰的问题，不再是中央与地方激励不兼容的问题。增长的过早放缓不是因为它们的增长潜力释放殆尽，而是支持增长的条件受到外部的冲击而发生改变，原来的增长机制难以迅速调整以适应改变的条件。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与我在去年9月的一次关于中国增长减速的对话中都认同，中国显然已经进入到两种增长模式转换间的过渡期。所以，朱镕基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重新确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采用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替换之前实行的财政承包制。正相反，增长过快的冲动在当时很可能令人头痛。朱镕基做加法，而李克强要做减法。很多评论家们并不完全清楚的是，20年前，朱镕基推进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要扭转中央财政收入的相对下降和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事情的戏剧性变化源于克强经济学一词的出现。

是的，朱镕基在20年前临危受命，承担了一系列重要改革的组织者和推进者的角色。事实上，即便对计划体制的改革是局部的，实现GDP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在那个阶段并不是什么问题。

不过，在中国应对这个挑战并不像搬动长城那样的无望。而这一点常常令很多经济学家不解。

中国在经历了分税制之后的1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威胁持续增长的因素也陆续开始显现。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和新常态的出现的冲击对中国的增长放缓迹象更是雪上加霜。

正如黄育川(Yukon Huang)教授最近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由于地方向中央隐瞒真实收入并获得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因此，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的透支和货币超发便难以避免。事实上直至上个月，朱镕基在20年前开始推行的改革政策还常常遭人诟病。但是，相同的改革不会重复。

而看起来李克强正在试图改变这个纵向控制的趋势，把更多的协调变成横向的，并将这个职能还给地方和市场。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增长潜能的最大值出现在了朱镕基的那个十年（1993-2003年间），但却有足够证据表明，1984-1994年间实行的向地方的过度分权以及庞大而低效率的国有部门的存在不能帮助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妨碍了增长潜能的持续而充分的释放。

长远来说，除了资本的转移，在新的成本和劳动力结构条件下，中国需要激励能不断提升生产率和鼓励附加值升级的经济活动以进一步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事实上，分税制改革激励了地方政府加快地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福利分配和住房分配市场化的节奏，也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

很清楚，眼前的增长放缓是原有的增长机制与改变的增长条件之间正在产生摩擦的信号。以经济学家的眼光，这是值得肯定的改革要义。

从我6月19日在FT中文网首次公开发表《为什么李克强按兵不动？》一文之后不久，巴克莱银行大胆地猜测了李克强的政策要点并贴上克强经济学的标签。理论上说，增长条件的改变常常是由持续的收入增长所致。在增长模式转换的过渡期内，这当然是对持续增长的必要支持。回答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政府选择并决定扮演什么角色，采用什么样的功能性政策。

不可否认，朱镕基改革之后的20年间中国经济迎来了黄金增长时期。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和机制上去鼓励和诱导技术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因此，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持续的增长会变得困难，增长停滞的威胁不断出现。的确，看上去这些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都出现过，甚至更严重。

这些日子，媒体上对朱镕基改革的评价似乎突然变得正面起来。这样的做法和政策正在受到知识界和社会精英们越来越多的批评。